政治歸政治？藝術歸藝術？

公共領域如何作用、如何轉變？又以何種形式與劇場產生關係？

克里斯多夫‧巴爾梅 Christopher B. Balme

現為慕尼黑大學劇場學系系主任。在紐西蘭出生並接受教育，畢業於奧塔哥大學（University of Otago），1985年移居德國，於烏茲堡、慕尼黑與美茵茲大學任教。2004至2006年間任阿姆斯特丹大學劇場學系系主任。曾發表多部重要著作，涵蓋德語劇場、跨文化劇場、劇場與其他媒體等。巴爾梅曾擔任《劇場國際研究》（Theatre ResearchInternational）資深編輯，現為國際戲劇研究聯盟（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Theatre Research）主席。近期著作包括《去殖民化舞台：劇場折衷主義與後殖民戲劇》（Decolonizing the Stage:Theatrical Syncretism and Postcolonial Drama, 1999）、《劍橋劇場研究入門》（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to Theatre Studies）。目前擔任慕尼黑大學「全球劇場史」（Global Theatre Histories）計畫主持人。

譯者簡介

白斐嵐

推薦序　鄭文燦

推薦序　當代劇場革新與戲劇出版　耿一偉

作者序　

導論

第一章　劇場公共領域在哪裡　

第二章　從戲單到部落格的相「與」互「語」　

第三章　開放與關閉：清教徒與枷鐐舞台　

第四章　舞台上的先知：劇場、宗教與跨國公共領域　

第五章　寬容許可度與紛爭公開性　

第六章　分散式劇場美學與全球公共領域　

圖片來源　

參考書目　

推薦序

當代劇場革新與戲劇出版

台灣小劇場從1980年代中葉到1990九零年代末，會頻頻受到社會注目的主要原因，當然不是它所擁有的觀眾數量，而是小劇場進入了公共領域。當時還沒有網路，這些實驗創作卻經常獲得媒體關注，引發各種討論。但千禧年之後，小劇場逐漸失去對公共事務的主導權，並轉向純粹美學導向的創作。背後原因很多，電子媒體的興盛、網路的出現、補助機制的影響、社會更多元開放等，都讓原來依靠撞擊社會體制與規範的小劇場，不再是社會反叛力量的重要出口――拳揮了出去，卻打在空氣當中。

    不過大約到了2015年後，情況又有了轉變，公部門支持的劇院與藝術節越來越多，這些藝文機構在一臂之遙的自主原則下，嘗試取得獨立性及擺脫政治干預，開始更重視藝術對社會的影響力。在某種程度上，公共領域的重要性又逐漸回到檯面上。畢竟公部門贊助演出有公共性的考量，不像私人投資的商業演出，沒有義務踏足公共領域。

    會造成這樣的現象，除了機構本身具有反思與批判的態度外，另一個原因是，要求觀眾參與的新型態演出開始受到歡迎，比如紀錄劇場、互動劇場、沉浸式劇場、劇場或講座展演。這些表演不但經常在非傳統劇院的公共空間進行，觀眾往往也不再是被動的觀察者，而是演出構成的一部分。2017年，我邀請了德國里米尼紀錄劇場到台北藝術節演出《遙感城市》（關於這個劇團的介紹出現在本書第六章）。《遙感城市》沒有演員，只有戴著耳機的觀眾們被引導進行城市漫遊、互動與觀察。

    這些以觀眾為主體的新形態演出，通常偏好觸及公共領域的議題，我也開始在想，是否有類似的著作，能協助大家對劇場與公共領域的關係有更進一步的理解。後來發現，我在2010年翻譯的《劍橋劇場研究入門》（The Cambridge Introduction to Theatre Studies）的作者，也在2014年發表了《劇場公共領域》這本書，於是，希望有一天能催生此書出版的想法，逐漸在心中成形。

   2018年，桃園展演中心聘請我擔任桃園鐵玫瑰藝術節的策展人，考慮到這個藝術中心在空間上的特色，我自己翻譯了《劇場與城市》（Theatre & the City）作為藝術節的搭配活動。2018年的節目規劃包括：在戶外廣場的高空表演《綻舞鐵玫瑰》、觀眾要戴耳機的戶外演出《在棉花田的孤寂》，以及在機場捷運進行的沉浸式劇場《過站不下的心理時間》，這三個演出都在劇院外的公共空間進行。

    很自然地，到了2019年的策展目標，必須更進一步踏入公共領域的範疇。公共領域牽涉到社會（觀眾）的群體轉化，不見得一定要在戶外進行，但要能引發公共討論，背後總會帶有一定的政治性。像今年委任狂想劇團的《非常上訴》，是以白色恐怖政治犯為題材的紀錄劇場。另外，《月娘的承諾》並非只是大型的戶外演出，這個2018年首爾街頭藝術節的開幕節目，涉及南北韓的政治議題，到桃園時不但要進行在地脈絡化的改編，還需動員社區民眾參與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