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探討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以及泛希臘時代斯多噶學派著作中與詩學相關的課題，並進而鈎陳這些課題與當代文學理論的啟蒙與傳承關係。分為五篇，皆為學界持續關注的焦點：1.摹擬與創作，2.動物與靈魂，3.記憶與書寫，4.符號與邏輯，5.修辭與話語。所構成的詮釋網絡，統攝了本書二十章論述，其中的兩個關鍵詞「符號」與「修辭」抽離出來，即為本書主標題。

其所探討的理論課題有：自然和技藝面向的摹擬論、摹擬論、神啟論和創作論的歷史發展和詮釋倾軋、詩藝與詩辯傳統、關於隱喻的論辯、符號縯繹與邏輯推理、修辭與話語……等貫穿全書。其中的母題或迴旋覆沓，或交叉重疊，統領它們的是作者多年來所服膺的符號系統研究，這種以主題為定位的寫法打破了文學理論、哲學和科學史的藩籬。

序■  1

第一篇    摹擬與創作

第一章       亞里斯多德《創作論》概述 ■  13

第二章       摹擬、「詩藝」與跨媒介符號學的起源■  29

第三章    「詩藝」與「詩辯」文類的歷史傳承 ■39

第二篇    動物與靈魂

第四章       《創作論》的生命科學基礎 ■  49

第五章       柏拉圖《梅諾篇》的生物符號學遺產■  71

第三篇    記憶與書寫

第六章       書寫作為記憶術 ■  107

第七章       《斐德諾篇》的記憶解碼 ■  121

第八章       德希達如何解讀《斐德諾篇》■  135

第九章       《蒂邁歐篇》17a-29d的敘述結構 ■  153

第十章       《會飲篇》序幕中記憶與敘述的關係■  161

第十一章        記憶與詮釋—《伊昂篇》的啟示 ■185

第四篇    符號與邏輯

第十二章   《克拉提婁斯篇》的名實之辯與現代符號學涵義■  199

第十三章   亞里斯多德的分類學和近代生物學分類■  243

第十四章   希臘後期懷疑論對斯多噶邏輯和符號學的挑戰■  279

第十五章   古典人文教育與符號學的興起—拉丁文學《神凡配》的啟示 ■  303

第五篇    修辭與話語

第十六章   比較文學、文學關係與修辭學 ■  323

第十七章   語用分析與古代修辭—柏拉圖與奧古斯丁 ■  337

第十八章   從舊修辭學到新修辭學—羅蘭‧巴特的「中性」
論述 ■  361

第十九章   何謂「白色神話」？—從隱喻看修辭與哲學的論
辯 ■  385

第二十章   傅柯的話語的秩序與所有權 ■  399

引用書目 ■  423

                                                                                                                      一部“ 符號詮釋學” 視角的元詩學

                                                                                                                                           評《符號與修辭：古典詩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意義》

                                                                                                                                                                                                               唐　珂

     張漢良教授的《符號與修辭：古典詩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意義》於２０１８ 年由書林出版有限公司出版，這部近５００ 頁的厚重之作是張先生從臺灣大學外文系榮休之後起筆始撰，歷時６ 年完成，然而書中每一個章節都由作者數十載的沉潛思索提煉而來。這部著作擇取西方古典時代先哲著述中與詩學相關的課題，鉤沉它們與當代文藝理論的源流關係。“符號”與“修辭”這兩個核心術語，既是該書的物件文本的線索樞紐，亦是其方法論視野。這部著作從歷時與共時的雙重維度考察了多個理論課題的互動與爭鳴—詩藝與詩辯傳統，關於隱喻的論辯，記憶與敘述、詮釋的關係，古典詩學與生物學範式之間的因緣等等，它將符號學、語言學分析與語文學、科學史研究有機結合，於古典學與比較文學而言俱是一種別出機杼的探索。

    所謂識古方知今，“學術的前瞻性往往吊詭地建立在歷史回顧上”（張漢良２０１８：２）。古典學與比較文學素來淵源深厚。古典學本就具有跨學科、跨地域的研究視野，當代古典學者亦注重新研究方法的運用；歐美現當代文學理論的弄潮兒們，泰半具有深厚的古典學學養。古典學作為一個源遠流長的學科，已愈來愈被比較文學學者所重視。《符號與修辭》所研討的物件文本，有西方文學批評史中的經典，更有大量鮮見於文學批評史著述或教材的哲學篇章———柏拉圖《克拉底魯篇》《梅諾篇》，亞裡斯多德《範疇篇》《論靈魂》，以及斯多亞學派和懷疑論者的著述；所涉文本除大量為古希臘文、拉丁文文獻外，亦借鑒德文、法文、捷克文、英文文獻；所涉獵的主要學科有邏輯學、修辭學、生物學、神經科學，這一切考掘與檢視的最終落腳點是詩學。

    然而這本書並非一部包羅萬象的“大雜燴”，５個互相交叉的主題—摹擬與創作、動物與靈魂、記憶與書寫、符號與邏輯、修辭與話語構成一個詮釋的網路，統攝全書２０ 章，讓這一互動網路中多種話語機制的不同動機得到解釋和定位，最終凝聚為標題的兩個核心關鍵字“符號”與“修辭”。如作者在序言中所道，“既不奢求窮盡材料，更非仿史書或概論的宏觀筆法。”（１）張先生在研究摹擬、靈魂、書寫、符號等概念的古今含義時，既注重厘清它們彼此的“基因關係”，更著力探析它們的“類型學對應關係”，①一如張先生的故友托多洛夫（ Ｔｚｖｅｔａｎ Ｔｏｄｏｒｏｖ） 稱自己的《象徵理論》（Ｔｈéｏｒｉｅｓ ｄｕｓｙｍｂｏｌｅ）為虛構的歷史，是作者有意擇取的管中窺豹，又如張先生的另一

知交杜勒謝（Ｌｕｂｏｍíｒ Ｄｏｌｅｚｅｌ）的《西方詩學》（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ａｌ Ｐｏｅｔｉｃｓ）對歐美詩學諸家展開建模式研究，重構了大半部西方詩學史，《符號與修辭》同樣採取的是以問題為導向、對範式進行梳理的譜系性研究。正如作者所言，“當代學者‘共時性’的對話，實肇始於他們和希臘先哲的‘歷時性’對話；或者———更‘根本’地說———所謂歷時性，也無非是

共時性的產物”（４）。《符號與修辭》的方法論基底是索緒爾現代語言學革命所開創的共時性研究模型，該書亦是一部以詩學為物件語言的元詩學（ｍｅｔａｐｏｅｔｉｃｓ）。

    “符號”與“修辭”這兩個詞在比較文學界人人皆知，卻鮮為並視。符號的概念自古典時代已有，但它在古典詩學、哲學、人文教育中被探究的方式尚待發掘。百餘年前，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與美國邏輯學家皮爾士各自獨立地為符號學作為全新學科的創立奠定理論基石。索緒爾把建立在連續史觀之上的語言學作為現代語言學的史前史，而將共時語言學作為開拓的土壤。索緒爾提出，“語言的問題主要是符號學的問題，一切研究成果都從這個重要的事實生成其表意機制（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ｕｓｓｕｒｅ ３５）。法國學者本維尼斯特在索緒爾普通語言學的基礎上開闢了“第二代的符號學”—話語符號學，推動了１９７０ 年代語用學研究的熱潮，而修辭學自肇興之初便是研究”語用”

的學問。修辭學在古典時代後期成為一門學科，被列入中世紀自由七藝，論辯術與辭格學成為其兩大分支，它曾經衰落又數度復興與革新。修辭本是旨在實現某種語用目的的話語交際技藝，它與“ ”（ｐｏｅｔｉｃｓ 的詞源）密不可分。如今為不同學科所重視的修辭學，在古希臘理性主義哲學時代，只被視為“形而下者”、雕蟲之技，柏拉圖從政教和真理的視域下貶斥文藝，然而他的對話錄本是一篇篇多聲部的哲學戲劇，以“高貴的謊言”之說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在賀拉斯的時代，新修辭派的興起促使人們自覺地對作品精雕細琢，重視創作的技藝。文藝復興時期，錫德尼為詩辯護的同時也是在為修辭辯護。２０ 世紀，貝荷曼（ＣｈａïｍＰｅｒｅｌｍａｎ） 的“新修辭學” 與列日學派（Ｇｒｏｕｐｅ μ）的“一般修辭學”在承接古典傳統的同時，讓修辭學與詮釋學、符號學、語用學等學科密切互動。羅蘭·巴特將內涵符號學視為未來語言學的發展方向，內涵符征（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ｏｒ）的形式②即是修辭（Ｂａｒｔｈｅｓ ９０－９１）。後現代之所謂“文學勝利”的時代，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對修辭的重釋和復興實現的。保羅·德·曼宣稱修辭是語言最典型的範式，是“語言最真實的本性”（ｄｅ Ｍａｎ １９７９： １０５）。廣義的文學之體可以指“任何或隱或顯地對自身修辭模式的表徵（ｓｉｇｎｉｆｙ）以及對自身的誤讀的預示（ｐｒｅｆｉｇｕｒｅ）”，“這種誤讀與其修辭的本性或者說‘修辭性’緊密相關”（ｄｅ Ｍａｎ １９７１： １３６）。德·曼使用的“ｓｉｇｎｉｆｙ”是符號學的術語。巴特的《愛的言談———片斷集》以意識流般的自述試圖掙脫表意秩序的牢籠，修辭的語用目的含混不清，或者說修辭本身成為了主角，每一個反思性的小標題則與主體的呢喃構成反諷，如同在否定了舊的神話學之後營建了一種新神話學。這兩位元解構主義旗手恰與結構主義符號學淵源深厚。

     “符號”與“修辭”這兩個核心術語，既是《符號與修辭》的物件文本的線索樞紐，亦是其方法論視野。該書的副標題是“古典詩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意義”，不免讓業內人有所疑惑。詮釋學與符號學這兩個在２０ 世紀學界鼎鼎有名的術語，在上個世紀的發展路徑南轅北轍。詮釋學由中世紀釋經學發展而來，１８ 世紀由施賴爾馬赫系統化為一門方法論，到了２０ 世紀，伽達默爾以“視域融合”“效果歷史”等理論將詮釋學提升至本體論的哲學高度。作為一門探討“理解”或“領悟”（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的學問，詮釋學的旨趣往往是對文本深層含義追根溯源。符號學的研究思路恰恰是自下而上的，它由最小的意義表徵單位入手，探究表意系統逐層建模的機理。符號學認為讀者的詮釋話語是對所接收的資訊的解碼與再度編碼，必定是讀者的視野、知識經由語言仲介的產物。作為語用行為的詮釋，必繞不過符號與修辭的問題。《符號與修辭》多個章節探討的是哲人與詩辯者的古今對話，然而“對話”這個說法實為一個隱喻———“從個人‘書寫’變成兩人‘對話’的過程那麼自然順暢嗎？ 中間沒有質變嗎？ 某一歷史場景的‘言談’（言談１）變成後來某人的‘書寫’（書寫１），被更後來的讀者閱讀的‘書寫’（書寫２）又被還原為再建構‘言談’（言談２），難道這不是德希達亟欲解構的‘理言’（邏格斯）中心論嗎？ 回到語言系統，我們發現言談與書寫的轉碼需要透過一系列的符號演繹才能啟明”（張漢良２０１８：３）。因此，文本的釋義最終需訴諸符號學的方法以考量。

    這部著作的一重深意，正是在方法論上對詮釋學與符號學的匯通。儘管書中多次以批判性的眼光引用施賴爾馬赫、海德格爾、伽達默爾的說法，作者在序中特地對副標題中的“詮釋學”作如下解釋：“此處‘詮釋學’一詞為普通名詞，極廣義的用法；嚴格說來，它指文本‘詮釋’與意義建構現象，而非特定的某家某派的詮釋學。”（２）張先生曾在《修辭學與比較文學研究》一文中，借羅曼·雅可布遜（Ｒｏｍａｎ Ｊａｋｏｂｓｏｎ）的語言交際模型討論修辭學何以介入文學與比較文學研究，“雅可布遜的傳播模式可以繼續擴大涉及語言使用者的行為，並使得涵蓋修辭學研究的符號學和詮釋學溝通”（２０１１： ３０）。施賴爾馬赫曾指出，詮釋學不僅包括“語言”系統與個別“言語”的表意過程，也包括言語發送者和接收者透過語言媒介所實踐的交流行為。修辭學與詮釋學分居語用學的兩端，皆需話語場景中人的編碼與解碼工程。對文本的詮釋無法脫離對語言本身的理解，這就是為何施賴爾馬赫特別強調對話（ｒｅｄｅｎ）與理解（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的關係；張先生認為頗為遺憾的是，當今的部分讀者忽視了現代詮釋學自肇興之初便為施賴爾馬赫所重視的“語言文本物質成分”，“事實上如果沒有發送者的語言建碼行為以及接受者的語言解碼行為，也根本就不會有詮釋學”（２０１８：７）。閱讀—釋義同樣是修辭活動，因為理解必須建立在對（偽）記述語言與施為語言的結構充分分析的基礎上。旨在彰顯語言符號的表意機制與交際方式的符號學，與詮釋學是為一體共生，這正是為何張先生在“符號與修辭”的主標題下將副標題命名為“古典詩學文獻的現代詮釋學意義”。

     如蒂尼亞諾夫（Ｙｕｒｙ Ｔｙｎｙａｎｏｖ）所言，建構一種文學的發生史是不可能的，但書寫一部文學系統的歷史卻完全可行。這一說法也適於對古典詩學的研究。《符號與修辭》的行文脈絡並未依照線性歷史進程的順序展開，而是以主題為定位。多章的時間節點有所交叉，作者尤其關注不同階段詩學話語的內在關聯和深層契合。該書第一篇從亞裡斯多德的《詩學》①起筆，考察《詩學》在亞裡斯多德學術系統中的定位，澄清《詩學》的生命科學基礎，以摹仿論串起柏拉圖《智者篇》與賀拉斯《詩藝》之於《詩學》的啟發和傳承，還原這一詩學命題的歷史脈絡；張先生將《詩學》視為“詩辯”文類的鼻祖，鉤沉出後世錫德尼、雪萊、奧登的詩辯話語，尤其是魏爾倫與麥克利什（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 Ｍａｃ⁃ｌｅｉｓｈ）隱喻式的摹擬行為。張先生繼而由《詩學》對“靈魂”的隱喻談起，解析靈魂的兩種能力“憶”和“記”，再以“記憶”為核心，串起對《斐德諾篇》《蒂邁歐篇》《會飲篇》《伊昂篇》的細讀，彰顯“語義世界之內的斐德諾和語用世界內的書寫主體柏拉圖的鏡像摹擬關係”（１２６），界說語言為記憶和欲望建碼的功能；作者對德里達《柏拉圖的藥》中一個個關鍵字的雙關義、隱喻義、語用義抽絲剝繭，且評析德國耶拿學派如何挪用《會飲篇》以申言浪漫主義廣義的“文化記憶”說，是為近年熱門的文化記憶理論溯其源流。在“符號與邏輯”版塊，張先生細緻考掘了為當代古典學者所忽視的柏拉圖《克拉底魯篇》（台譯《克拉提婁斯篇》）對言語和書寫之關係的論斷，且就《克拉底魯篇》中的名實之辯與對“身體”和“符號”的探討這一系列問題，將這一古典文本與索緒爾的名著及手稿對觀，輔論熱奈特《摹擬學：航向克拉底魯》（Ｍｉｍ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ｓ Ｖｏｙａｇｅ ｅｎＣｒａｔｙｌｉｅ）中的“克拉底魯主義”和１９８０ 年代以來語言學界與文學界的“象似主義”潮流。在最後一個版塊“修辭與話語”中，張先生首先借雅可布遜的語用模式檢視修辭學對文學研究與

比較文學研究所能提供的貢獻，__________繼而分析柏拉圖《梅諾篇》和聖奧古斯丁《師說》以對話結構傳達的共同悖論，解讀羅蘭·巴特標舉“中性”話語的新修辭學試驗與德里達《白色神話》對亞裡斯多德《詩學》隱喻觀的解構。張先生從語言學科史出發，重新檢討福柯的“話語”概念，且引柏拉圖多篇文獻章句作為對福柯的“回應”和申辯。有趣的是，全書自亞裡斯多德的“詩辯”始，以作者代亞氏導師亦是其反駁對象柏拉圖申辯為結；作者將數個人人皆知卻語焉不詳的“晦澀”概念貫穿始終，對其抽絲剝繭；與先輩對話的作者在時空中幾度穿梭，對話的線索主題卻條理分明，而支撐每一個章節架構的都是深厚的語文學養與辨章學術的嚴謹考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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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探討希臘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斯多德以及泛希臘時代斯多噶學派著作中與詩學相關的課題，並進而鉤陳這些課題與當代文學理論的啟蒙與傳承關係。分為五篇，皆為學界持續關注的焦點：1.摹擬與創作，2.動物與靈魂，3.記憶與書寫，4.符號與邏輯，5.修辭與話語。所構成的詮釋網絡，統攝了本書二十章論述，其中的兩個關鍵詞「符號」與「修辭」抽離出來，即為本書主標題。

                其所探討的理論課題有：自然和技藝面向的摹擬論、摹擬論、神啟論和創作論的歷史發展和詮釋倾軋、詩藝與詩辯傳統、關於隱喻的論辯、符號縯繹與邏輯推理、修辭與話語⋯⋯等貫穿全書。其中的母題或迴旋覆沓，或交叉重疊，統領它們的是作者多年來所服膺的符號系統研究，這種以主題為定位的寫法打破了文學理論、哲學和科學史的藩籬。

                本書特色論述獨到，引證豐富、古今交錯，文字書寫脈絡清晰、分析精闢，不但跳出一般傳統的巢臼，更打破學科的框架與限制，開創出新視野。對關注西方文學發展、文學理論演化、哲學和思想史流變、學科界面與科際整合的專家和一般讀者，都是極具價值的參考典範。

  2019年3月份創世紀 詩雜誌推薦

一、現代詩學史上的一段插曲

當代詩學交流史上有一段有趣的插曲，簡單敘述如下。和托鐸洛夫一齊推動結構詩學的熱內特在1987年出版的文集《門檻》（Seuils）中，曾追憶當年為門檻出版社（Éditions du Seuil）籌畫詩學叢書的歷史因緣。他們推出的第一本書是1940年代美國學者韋勒克（RenéWellek, 1903-1995）和華倫（Austin Warren,1899-1986）合著的《文學理論》（Theory of Literature）的法譯本；第二本才是亞里斯多德的《詩學》新譯（Genette, 1987, p.33，另參見Doležel, 1990, pp.11-32）。熱內特說當時編輯部「曾經激辯」是否應當收入此書（“Je me souviens de graves débats éditoriaux lors de la traductionfrançaise du livre de Wellek et Warren”）。其實，韋勒克與華倫的書無法承擔這份歷史的重量，熱內特辯護說：這本書代表「某種文學理論」（une théorie de la littérature），而非〔總體的〕「文學理論」（la Théorie littéraire），即使這本書出版時的法文譯名果然是La Théorie littéraire（「文學理論」）。可見法美文學交流史上也不乏人情關係的產物（Genette, 1987, p.84）。

我們並不需要還給亞里斯多德一個公道，學術史是最好的證人。前衛的《門檻詩學叢書》標榜跨出門檻，走向未來，但是為何採納一本最古老的文學評論呢？三位主編除了上面提到的兩位外，還包括日後以女性主義著稱的愛蓮‧西克蘇（Hélène Cixous），他／她們之所以推出亞里斯多德《詩學》的法文新譯本，附有四百頁的註疏，其實是企圖透過結構詩學和符號詩學的理論框架，將這部西方詩學經典再度介紹給世人（Dupont-Roc &Lallot [Eds. & Trans.], 1980）。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有必要「再度」介紹這位西方文藝理論開山祖的《詩學》。

二、重訪亞里斯多德

亞里斯多德的生平，一般參考資料都能找得著，不用在此重複。在希臘末期《詩學》文稿已經失落，連羅馬的博學鴻儒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106-43BCE）也未曾得窺原貌，直到西元九世紀的敘利亞殘本出現，十世紀此殘稿的阿拉伯文譯本問世，輾轉到文藝復興兩個主要抄本出土，《詩學》研究才開始有生命。和《詩學》有關的，但迄今仍然屬於懸案的是：這份失落了一千年的作品，究竟是亞里斯多德的長期研究生涯中什麼階段的作品？完成於他早年在柏拉圖學園就學時代呢？還是他重返雅典後，自己創辦書院時？我個人贊同後面一種說法；但是在沒有定論的情況下，我把創作年代定得比較寬鬆，介於西元前360到320年之間。

從事文獻學研究的人會認為，作品年代不能確定無疑會影響到對作品意義的詮釋。我可以想見的至少有兩個主要的問題。其一是關於「詩辯」的當時立即的歷史性，亦即《詩學》作為對柏拉圖在《伊昂篇》、《理想國篇》和《法律篇》等著作中抨擊詩人的回應與反駁；其二是關於《詩學》的知識系統定位。《詩學》作為「詩辯」文類的鼻祖，啟發了後世許多類似的作品；在英國文學史上較著名的例子有十六世紀詩人席德尼爵士（Sir Philip Sidney,1554-1586）和十九世紀詩人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同名論文。說穿了，一部詩史無非就是詩辯史。無可諱言的，任何一個文本必然有它產生的各種動因；但是如果我們把時間拉長了來看，而視「詩辯」為某種普遍的文類與修辭，實證性的史實也許可以暫時退位。

我認為第二個問題，即《詩學》的知識系統定位問題尤其重要。這個問題也可以分兩點來談：首先，《詩學》在後世命名的「亞里斯多德總集」（Corpus Aristotelicum）中的地位；其次，亞里斯多德於西元前347年離開雅典後，於前335年重回雅典之前—這些爭議性的編年係大致重建，曾多年在小亞細亞的阿索司（Assos）和雷斯玻（Lesbos）島從事自然科學（包括素樸生物學）的研究，自然科學知識（如：機械動能、生命機體論）對他的詩論有何影響？要解答這些問題，我們需要簡述亞里斯多德「總集」中的知識分類。嚴格說來，「詩辯」作為一種修辭的「語用表現」也應當落實在知識系統之內，屬於其中的一個分支範疇。因此上述兩個問題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