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的華裔美國文學研究在中研院歐美所的推動下，自1980年代開始蓬勃發展。本書集結臺灣自1990年代以來出版的華美文學重要論文，選文涵蓋不同世代學者所研究的華美作者，相關議題廣泛多樣由離散認同與記憶政治到族裔空間與跨國主體；文類包括小說、戲劇、詩歌、自傳，並擴及視覺文化(如攝影)，反映了臺灣華美研究數十年來花繁茂葉、多采多姿的盛況。

     本書收錄的每篇論文不但各具代表性，其研究取向、方法及處理題材皆多元化；尤其主編所撰寫的導論更具特色，內容詳述在臺華美文學研究建制化的過程，全面紀錄研究發展路徑與重要活動、事件，留下了相當完整的歷史脈絡，是一篇具有文學研究歷史意義的重要文獻。是目前國內最完整也最具代表的華美文學研究專書，對研究華美文學、亞美文學，以及美國文學相關領域的讀者，本書實為不可或缺的參考書。

單德興，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曾任歐美研究所所長，國科會外文學門召集人，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理事長，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三度獲得國科會外文學門傑出研究獎，第五十四屆中華民國教育部學術獎，第六屆梁實秋文學獎譯文組首獎，第三十屆金鼎獎最佳翻譯人獎。出版學術專書、訪談集、譯作、文集等數十種。研究領域包括比較文學、翻譯研究、亞美文學、文化研究。

單德興 導論：華美的饗宴—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  1

李有成 記憶政治：趙健秀的《唐老亞》  41

張小虹 東方服飾：《蝴蝶君》的文化／性慾／劇場含混  63

何文敬 銘刻先人軌跡：《家鄉》中華美自我的再現  87

蘇　榕 重繪城市：論《猴行者：其偽書》的族裔空間  119

張瓊惠 東西相會：從林玉玲的《馨香與金箔》再探華人離散  149

馮品佳 鄉關何處？：《桑青與桃紅》中的離散想像與跨國移徙  171

李根芳 後殖民譯者或是文化導遊？：譚恩美作品解讀  203

王智明 翻譯的生命：容閎、留學、跨國主體性  239

陳福仁 任璧蓮《愛妻》中的「對位缺口」：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女性間的假想關係  277

單德興 創傷．攝影．詩作：析論林永得的《南京大屠殺詩抄》  311

陳重仁 「美國給我的最好的東西」：《落地》的離散記憶與創造性鄉愁  367

             作者簡介  415

                  索引  421

書評1

原文出處:    《中山人文學報》No.46    (Jan, 2019):   145-151

臺灣華美文學研究的「存在」與「共在」

評《華美的饗宴：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

李秀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單德興主編的論文集《華美的饗宴：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二○一八年七月由書林公司出版了，這不僅僅是教育部主題論文集贊助計畫中，文學研究領域出版的第一本論文集，也是一件在臺灣的亞美研究領域裡值得關注的事。首先，雖然華美文學研究在一九八○年代即已引入臺灣，並自一九九○年代起蓬勃發展，若暫不考慮個別學者之論文集（如單德興二○○○年出版的《銘刻與再現：華裔美國文學與文化論集》以及馮品佳二○一三年出版的《她的傳統：華裔美國女性文學》），《華美的饗宴》其實是自中研院歐美所《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1994)與《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1996)之後，睽違了二十二年才再出現的一本以「華裔美國文學」（當然在此已經延異為「華美文學」）為名的論文集。其次，和一九九○年代兩本華裔美國文學論文集不同，也和近幾年亞美研究領域具代表性的論文集，如梁一萍主編的《亞／美之間：亞美文學在臺灣》(2013)或單德興主編的《他者與亞美文學》(2015)有所不同，《華美的饗宴》並不是透過徵／邀稿，或由特定研討會延伸而來的論文集；《華美的饗宴》不以出版年份最新的研究為目標，而意圖搜羅過去二十多年來臺灣學界在華美研究領域具代表性的單篇論文，編輯時以維持論文原貌為原則，即使因為時空變遷，作者有意添補新的觀點與材料，在增加注釋與書目時，也以「補注」與星號標出，務求明確區隔新舊。換句話說，《華美的饗宴》除了強調所收錄論文之論述品質與學術貢獻，作為一本論文集，它更重要的任務是見證、記錄臺灣華美文學研究發展的軌跡。

           回顧華美文學一九九○年代在臺灣迅速發展，中研院歐美所分別在一九九三、一九九五、一九九七、與一九九九年有計畫、有系統地舉行華裔美國文學研討會，隨後並出版論文集或期刊專輯，使華美文學研究在十年不到的時間裡，即在臺灣外文學門佔有一席之地。當時學界面對華美文學研究風潮，也掀起一陣討論，包括單德興指出華裔美國文學雖為美國族裔文學一支，但臺灣學者因共享華人文化淵源而對之「懷有特殊親切感」(2000: 22)；張錦忠則認為華裔美國經驗與語文駁雜多元，臺灣學者的「特殊親切感」可能是「一種假象」(38)；而王智明從臺灣和美國的政經權力關係切入，主張華美／亞美研究在臺灣風行，與臺灣崇美、視美國為「國家現代化發展的頂點」之風氣息息相關(21)。張錦忠還提到，自己曾在一九九四年，藉單德興到中山大學外文系演講的機會，向他請教過是否有可能根據華裔美國文學的「特殊性」，「研發出一個特別適宜詮釋華美文學作品的理論架構」(42)。值得注意的是，在邁入二十一世紀以後，華美文學研究在臺灣並沒有進一步確立其在學術建制上的獨特性與區隔性。由於有更多不同學術背景的學者投入相關之亞美／亞英文學、離散文學、海外華人／華文文學研究，並帶入多元理論視角，也由於華美文學研究界自發性的省思，指出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不應「畫地自限」，不宜因獨厚華美作家與作品而「妨礙從泛亞美的視野來觀察華美文學與文化，以及不同亞裔族群與文學生產之間的關係」（單德興2008: 208），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在千禧年之後傾向「隱名埋姓」，融入研究範圍更廣、內容更多元的亞美與亞英文學研究，也與離散研究、海外華人研究、華語語系文學研究、甚至翻譯研究等領域匯流。仔細觀察，從一九九九年中研院歐美所舉辦了「重繪華美圖誌：華裔美國文學國際研討會」，之後在臺灣舉辦的研討會與學術出版，極少再以「華裔美國」或「華美」為名。中研院歐美所在二○○三、二○○八、二○一一、二○一五年舉辦四屆國際研討會，均以「亞裔英美文學國際研討會」為名；二○一○年在中研院歐美所舉行的「亞美研究在亞洲」國際學術工作坊，二○一三、一四、與一五年連續三年分別在中研院歐美所、清華大學、以及臺灣師範大學舉行的「亞美研究暑期研習營」，以及二○一五年由高雄師範大學主辦的「亞美文學在亞洲」研討會等，則均以「亞美」為名，且研討範圍已不侷限於「文學」。此外，單德興二○○五年為《中外文學》編輯「美國華文文學」專輯，二○○六年李有成在中山大學外文系成立「離散文學論述」研究團隊，研究成果後來集結成論文集《離散想像：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2010)，或是臺灣海外華人研究學會與臺灣師範大學海外華人研究中心合作出版的《海外華人研究》(Translocal Chinese: East Asian Perspectives)期刊。這些著述與出版雖不以「華美」為名，但論述內容時與華美歷史／文學交錯互補，也時常可見在華美領域卓然有成之研究者參與其中。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可說是由一九九○年代建立的「存在」(being)，逐漸走向與其他論述「共在」(being-together/being-with)的局面。 

                      筆者在此挪用了儂曦(Jean-Luc Nancy)在《單複共在》(Being Singular Plural)書中「共在」的概念：沒有個體能單獨存在，「存在的根本是複數的存有」(the plurality of beings is at the foundation of Being)；「存在」指的不是一種穩定狀態(state)或是一個不變的特質(quality)，而是一個在複數存有中不斷嘗試自我定位的「行動」(action) (12)。若傳統西方哲學「存在」的概念傾向於引導我們質問華美文學研究內在的本質性認同，以及外在和其他領域的區隔，「共在」的概念則幫助我們理解臺灣華美文學研究與不同領域共存、交錯與對話，在分合之間融匯形變的關係學。《華美的饗宴》呈現了臺灣華美研究的「共在」：這本論文集不聚焦於對「華美文學本質」「異口同聲」的辯證，也不搜羅在特定歷史時空與社會情境中華美研究產生的「眾聲喧嘩」，而是紀錄了華美文學研究在臺灣與時俱變，與多種論述脈絡交會，重新自我定位、命名的過程。單德興在論文集導論中就討論了「華美文學」命名的問題：英文“Chinese American literature”該如何中譯？除了「華裔美國文學」，其他可能的譯法還有「美國華裔文學」、「美國華人文學」等。每一個譯名都傳遞了不同的論述脈絡與思考參照，意即：每一個翻譯選擇與譯名都見證了華美文學的「共在」。單德興選擇以「華美」為論文集命名，正因其「模糊化『華』與『美』」(2018:17)：「華美」一名既能打破國家與族裔從屬的關係，亦能包容各種語文、文化與地理空間的連結模式。論文集標題「華美的饗宴」更取其一詞雙關：「華美」既可理解為論文集的研究主題，也是讚許研究成果「華麗豐美」的形容詞。臺灣的華美研究發展至此可謂充滿了自我解構的意味──華美研究放下對主體特殊性的執著，卻也因此不斷產出「華美」的成果。           

                 當然，臺灣華美文學研究的「共在」，還可以由論文集裡十一篇論文彼此對話的網絡一窺究竟。比方說，李有成關於趙健秀《唐老亞》的論文宣讀於中研院歐美所一九九三年的華裔美國文學研討會。由於這場研討會是「華文世界第一次正式以研討會的形式討論華裔美國文學」（李有成按語，《華美的饗宴》42），加上趙健秀在北美華美／亞美文學研究的開路先鋒位置，還有《唐老亞》的英雄主義色彩與「認據美國」(claim America)的敘事主軸，這一篇論文不只標誌臺灣華美文學研究的開端，也凸顯了美國弱勢族裔文學研究對臺灣華美文學研究的影響。張小虹關於《蝴蝶君》的論文，則讓人想起在一九九○年代，臺灣外文學界風起雲湧、影響深遠的女性主義、性別論述與酷兒思維。將李與張的論文收錄為《華美的饗宴》第一、二章，剛好見證了一九九○年代臺灣外文學門兩種「雙源匯流」：不只是單德興描述的一九六○年代之後，美國族裔意識覺醒與臺灣本土族群意識崛起，兩股力量相遇而激發臺灣華美文學研究，還有族裔文學研究與性別論述雙源交會而激起的燦爛火花。

                  仔細閱讀，《華美的饗宴》除了勾勒華美文學研究在臺灣的歷史，讀者也可由此論文集窺見華美研究以外，其他相關論述過去約二十多年在臺灣的發展。例如，何文敬關於徐忠雄《家鄉》的論文發表於中研院歐美所一九九五年舉辦的第二屆華裔美國文學研討會，除了在臺灣華美研究領域具有承先啟後的意義，還反映了後殖民理論在臺灣的與日俱增的重要性。蘇榕討論湯亭亭《猴行者：其偽書》的論文喚起湯亭亭在臺灣華美研究崛起年代特別重要的位置，也連結了華裔美國文學與美國文學多元文化論述、傅柯的理論以及城市空間研究。陳福仁探討任璧蓮《愛妻》的論文則將臺灣外文學門從一九九○年代至今頗受重視的拉岡派精神分析理論帶入華美文學研究，探討諸如跨國領養、混血雜婚、與失能「她」者等議題。此外，張瓊惠討論林玉玲《馨香與金箔》與馮品佳討論聶華苓《桑青與桃紅》的論文都強調離散與跨國的主題，彰顯臺灣華美研究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逐漸跨出「華裔美國文學」的國家主義侷限，擴大視角討論「華人離散文學」與「美國華文文學」的變化。而張與馮對華美作家擺盪於多語言與多文化處境的關懷，在李根芳討論譚恩美作品與王智明討論容閎跨國生命的論文中有進一步發揮。李和王都使用「文化翻譯」的概念，前者理解譚恩美為「後殖民譯者」，後者稱容閎的生命為「翻譯的生命」。特別值得一提：李根芳一九九○年代撰寫博士論文時即開始研究譚恩美，轉入翻譯專業領域後延伸過去的研究在二○○七年以英文發表此文，這次再為《華美的饗宴》譯為中文；這一整個研究、延伸、翻譯的過程不僅將文化翻譯的理念帶入華美文學研究，也用華美研究豐富了臺灣翻譯研究的理論與實際。王智明的論文則不只將留學生文學寫入華美／亞美文學論述，也指出亞洲（政治、歷史、文化）脈絡在華美／亞美研究中的重要性。同樣關注華美研究的亞洲脈絡，單德興討論林永得《南京大屠殺詩抄》的論文以及陳重仁討論哈金《落地》的論文則分別從華美作家以英文再現亞洲歷史，以及華人移民「創造性鄉愁」的觀點，建立與亞洲的連結。

               《華美的饗宴》除了收錄了十一篇各具特色且饒富歷史價值的論文，單德興也為論文集撰寫了史料豐富、層次分明的導論。此外，讀者絕對不能錯過的，還有論文集中每一位作者為自己的論文所寫的「按語」。這些「按語」或討論研究動機、或呈現修改與發表的過程、或對舊作進行反思，都難能可貴地傳達了屬於個別研究者寫作的心路歷程與學術脈絡。好幾位作者在「按語」中思索自己的論文在個人學術生涯中的位置：李有成指出，自己在二○一六年出版專書《記憶》，其論證基礎最早即來自《唐老亞》這篇論文；何文敬提到，關於《家鄉》的這一篇論文創造了他後來加入「華美文學譯叢」計畫，將《家鄉》一書譯為中文的機緣；蘇榕認為討論《猴行者：其偽書》的論文是她日後致力於城市文學研究的起點；而張瓊惠則是先翻譯了林玉玲《月白的臉》，翻譯期間並兩次訪談林玉玲，之後才開始研究林玉玲的作品。幾位作者在「按語」中對舊作的反思亦有可觀之處，如馮品佳從美國川普當政的現在，反思《桑青與桃紅》裡呈現的移民與難民問題；王智明認爲自己關於容閎的研究，最大的意義或許是「體現了文化研究裡的『翻譯轉向』」（《華美的饗宴》242）；陳福仁也進一步思考任璧蓮作品中關於混種、失能、跨國領養等議題，在當前跨國資本主義盛行、跨國文化互動頻繁情境下的重要性。此外，某些「按語」（以及「按語」的註腳）還透露了論文精彩的多語出版路徑和跨國影響力。最明顯的例子包括陳福仁的論文英文版二○一○年發表於美國期刊《評論：當代小說研究》(Critique: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Fiction)，中文版也在二○一○年收進《離散與家國想像》論文集；單德興的論文二○一三年先以中、英文分別宣讀於在臺灣與韓國舉行的研討會，後來又分別在韓國期刊以英文、在日本論文集譯成日文、在臺灣的《文山評論》以中文共三種語文發表了三個版本。這兩個例子見證了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不僅早已越出對華人文化特殊親切感的依賴，研究成果更能以多語呈現，締造亞際連結、積極介入國際學術對話。   

                   《華美的饗宴》收錄的最後一篇是陳重仁討論哈金的論文。這一篇論文宣讀於二○一三年中研院歐美所「他者與亞美文學」研討會，距離論文集第一篇李有成在一九九三年宣讀的論文，整整二十年。李有成是陳重仁碩、博士論文指導老師，而陳重仁這篇論文討論華人在美國面對的記憶和認同問題，研究主題也正好遙遙呼應李有成《唐老亞》的論文。陳重仁的論文可說見證了臺灣華美文學研究的學術傳承。當然，傳承除了承繼過去，也帶來更多新的可能。從趙健秀筆下的華裔到哈金筆下的華人，華美文學創作背後的歷史脈絡、訴求的情感和認同內涵都已經大為不同。陳重仁在「按語」中提到：「哈金的創作很可能開拓一道亞美文學創作與研究的嶄新路徑」，可以放入亞美文學脈絡，也可與華語語系論述對話，更藉由書寫當代之中國與美國，介入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的想像 （《華美的饗宴》368）。

                華美文學研究在臺灣發展超過三十年，從最初作為美國文學一個分支，逐漸發展成模糊「華－美」疆域與位階、仲介「華」與「美」分歧意義與流動想像的複元存在。這樣的發展路徑，除了延伸自「華美」不管在命名、還是在歷史流變中根本的複數性，臺灣位居東亞邊陲位置，本身在「華」與「美」之間既有文化傳承與血緣糾葛，又必須面對帝國霸權與國家對抗的問題；這種模稜兩（不）可的認同位置，也是催化華美研究在臺灣「單複共在」(being singularplural)的主因。在臺灣意識逐漸崛起之後，「臺」與「華」之間的辯證，「臺美」與「華美」比較和競合的關係，又會促成「華美研究在臺灣」如何「變－成」(be-come)、怎樣「共在」？在閱讀《華美的饗宴》，記憶華美文學在臺灣發展軌跡的同時，我們也期待下一輪的華美饗宴。

書評2

原文出處:    《英美文學評論》No.33    (Winter 2018):   137-149

《華美的饗宴：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書評               

吳保霖(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英文系美國文學博士)

單德興主編的《華美的饗宴：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是一本集臺灣將近三十年來華美文學研究之大成的論文集，收錄的十一篇論文呈現豐富多元的閱讀視角和精彩的理論展演。每一篇論文各具特色，如同每一道色、香、味俱全的「佳餚」，因此單德興將整本論文集命名為「華美的饗宴」乃實至名歸。從這個譬喻的角度觀之，「華美的饗宴」中的「華美」除了意指「華裔美國」或是「華語美國」之外，也可衍生出第三層意義，那就是「華麗豐美」(17)。整體而言，除了少數幾篇論文的學術辭彙較為艱深之外，整本論文集不僅適合學院內文學研究的專家學者閱讀，事實上也相當適合學院外對於華美文學研究有興趣的一般讀者「享用」，甚至鼓舞一般讀者對於華美文學作品閱讀的興趣和參與。

根據單德興在〈導論〉中指出，在美國的華美文學研究濫觴於「族裔意識的覺醒與全球六○年代」(1)，並且以「非裔美國文學與文化」的發展和成就為學習和效法的對象。伴隨著六零年代民權運動的開展，美國社會開始關注種族、性別、階級、環保等諸多社會議題，其中族裔議題也是一大重點，進而推波助瀾「亞裔研究」在學院裡的學術建制。誠如單德興所言，以下這些位於美國東西兩岸的大學率先開設亞裔相關的課程，並且成為亞裔研究「學術建制化的濫觴」：「如西岸北加州的舊金山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College)、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Universityof California, Berkeley)、南加州的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University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東岸的紐約大學(New YorkUniversity)等」(3)。除此之外，1979年創立的「亞美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American Studies，簡稱AAAS）也促使該領域蓬勃發展，尤其再經過數十年之間學者和社會人士的心血付出和投入，如今也取得豐碩成果並且獲得高度肯定。然而在另一方面，如同王智明指出，亞裔在面對亞洲和亞洲新移民時，卻也流露出「矛盾情感」(261)，主要原因在於兩個基本主張：「一是本土化的論述，宣稱美國就是亞美經驗的場域，美國就是亞裔政治效忠誠的對象；二是移民主體論，強調亞洲移民之於美國的重要。這些主張確有政治上的必要性，但它們卻導致了一個直接的，乃至於簡化的定義，認為亞裔美國人必定該是土生土長的美國公民，並擁有在地的勞動階級的意識」(260)。王智明的論點一方面試圖為亞美研究帶進「亞洲」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勾勒出亞美的「離散」和「跨國主體性」，其場域不僅只是美國本身，而是介於美國和亞洲之間的「第三空間」。

至於華美文學研究在台灣的發展和建制化過程，根據單德興指出，則與解嚴之後對於族群身分的重視和本土意識的崛起有關。除了早期個別學者在報章雜誌等媒體的引介，真正意義上的建制化始於1990年代初期，而且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扮演了重要的角色(5)。單德興把建制化過程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培元固本」，第二階段為「拓外惠中」(8)。第一階段的主要工作是舉辦研討會和出版論文集，例如具有開疆闢土重要性的兩本論文集《文化屬性與華裔美國文學》(1994)與《再現政治與華裔美國文學》(1996)和一本《歐美研究》季刊「創造傳統與華裔美國文學」專輯(2002)(9)都是這個階段最重要的學術研究成果。第二階段則將研討會規模擴展至國際等級，強調歐美以至於亞洲各國對於華美／亞美文學研究的切磋和交流：「第二階段的目的在於運用先前奠定的學術基礎與研究風氣，舉辦國際研討會，以英文為會議語言，提供平臺給海內外學者共聚一堂，相互切磋，交換心得，重要特色就是將主題由華美文學擴及亞美文學」(9)。至於如何建立具有台灣特色的華美文學研究，單德興認為：「在臺灣推動華美／亞美研究的動機，就是要從臺灣／亞洲的發言位置，運用雙語言與雙文化的資源，介入此一相對新興的（美國）研究領域，以期產生有別於歐美的另類詮釋與對話平臺，建立研究特色」(12)。因此，藉由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台灣的華美文學研究不僅「重視與國際學者的交流與合作」(14)，也試圖運用「雙語言與雙文化的資源」(14)，尋求和發掘歐美學術社群之外的發聲位置與研究特色。

     基於這樣的學術發展過程，單德興也在〈導論〉中指出三個主要議題。第一個重要議題是「認知詮釋與翻譯」，強調在華美文學研究中「華文資料的重要性」(17)。有鑒於華美研究本身所具有的「雙文化」背景，歐美學者可能受限於「語言」問題，因此「雙語言」成為台灣學者可發掘的「學術與文化資源」(17)，因此幾位國內外學者（黃秀玲、單德興、馮品佳、王智明）皆主張華美文學研究應該納入例如在美國以華文寫作的「留學生文學」。單德興認為這樣的論點也呼應美國學者索勒思(Werner Sollors)所提倡的「多語文美國」概念。第二個重要議題是「『利基』與『道地』的誘惑與陷阱」，誠如單德興所言，因為台灣的華美研究學者所處的發言位置，介於中美兩個中心之間的「第三空間」，因此在閱讀華美文學時對於「文本中所運用的族裔特色或中華文學與文化典故，產生有別於其他族裔的美國文學或外國文學的親切感」(18)。然而這樣的「親切感」一方面可能「陷入族裔中心或本質論的陷阱」(18)，另一方面也可能落入要求「道地」的本質論問題。第三個重要議題與「利基」(niche) 相關，也就是「何謂『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如何建立有在地特色的華美文學研究？」(21)。因此，如同單德興指出：「我們期盼本書在『反映臺灣學界對此議題之集體貢獻』時，能夠從我國的外文學門建制史的角度，呈現相關研究的在地性與主體性，不僅強調學術扎根本土的必要性，同時展現在國內外可能具有的啟發性」(22)。

   《華美的饗宴：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收錄十一篇論文，按照出版年代順序排列，讓讀者對於國內華美研究的發展過程有一種「循序漸進」的理解。此外，每篇論文之前都附有中文摘要，並註明每位作者現職和每篇論文出處。至於摘要之後是「按語」，即作者針對「該文的回顧與反思，以及其在作者研究脈絡中的意義」(37)，讓讀者在閱讀每一篇論文之前對於作者寫作脈絡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單德興歸納本書具有七項主要特色：一、嚴謹性，本書所收錄的論文都是已經刊登的期刊論文或是有審查制度的專書論文；二、代表性，除了論文討論的作家來自「不同世代與不同背景」，論文作者群本身也「涵蓋不同世代的研究者」(25)；三、理論性，這些論文展示豐富與多面向的歐美文學和文化理論，例如「族裔論述、弱勢論述、後殖民主義、性別論述、離散論述、空間論述、跨國理論、創傷研究」(26)；四、歷史性，此書一方面呈現「華美文學的歷史性、複雜性與包容性」(26)，另一方面因為本書所收錄之論文依照出版年代順序排列，「具體而微地呈現了此一研究領域在我國學科建制史的冒現與發展」(26)；五、獨特性，有鑑於台灣學者獨特的文化背景與發言位置，「在議題的選擇與討論上展現了相當的獨特性」(26)；六、多樣性，由於本書所討論的文類和文本本身語言皆呈現多樣性，「強調跨語文與跨文化的特色」(27)；七、互聯性，本書每篇論文雖為獨立個體，但互相之間在「研究主題、批評關懷與理論論述上自有重疊之處」，而且最明顯的地方在於援用「弱勢族裔論述與後殖民論述」的理論基礎與諸多涉及少數族裔研究的相關概念(27)。

    在閱讀《華美的饗宴》一書時，筆者心中常常浮現芝加哥中國城一幅頗為巨大的壁畫，壁畫的正中間描繪的是一幅自由女神像，身旁有五彩光環環繞，象徵美國是追求自由和機會的「新大陸」。自由女神下方則站著一群人，有男性有女性，有白人、非裔、亞裔，呈現一幅多種族的美國面貌。而壁畫從左至右，大致上描繪的是華人離鄉背井搭船遠渡重洋，來到北美開墾，畫面中有一位鐵路工人，旁邊是一列火車，呈現歷史上十九世紀華人來美興建鐵路，尤其是南北戰爭之後北美第一條連結東西的「橫貫大陸鐵路」(First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壁畫右邊描繪的是一個華裔美國人家庭，象徵在異國建立新的家園。除此之外，壁畫最右側寫著「天涯海角落地生根」八個大字，最左側則是「入鄉隨俗飲水思源」，這十六個字可以說是美國華人心聲的最佳寫照。因此，筆者試圖從「天涯海角」、「落地生根」、「入鄉隨俗」、「飲水思源」、外加「性別」等角度切入討論《華美的饗宴》書中的十一篇論文，之後並提出筆者留學美國期間對於華美文學出版和議題發展的幾點觀察，最後是結論。

    「天涯海角」訴說的是華美經驗中從亞洲故鄉「移民」和「離散」到美國的故事。張瓊惠在其論文〈東西相會：從林玉玲的『馨香與金箔』再探華人離散〉中提到「離散」源自猶太人經驗並且暗示「疏離、失去、邊緣化、遭受歧視與剝削」(152-53) 等痛苦或甚至創傷的經驗。陳重仁在討論哈金短篇故事集《落地》的論文中則更進一步區分「離散」和「移民」，相對於「移民」描繪的是「跨越國界在旅居地生活的意義，凸顯外來身分與國界劃定」(371)，「離散」則強調「在居留地與家園兩個中心的對話流」(371)，也因此具備「流動、動態、變異、多元的特質」(377)。然而這樣的「離散」經驗並不侷限於「移民」族群本身，事實上也包含了出國讀書的「留學生」，如同王智明在其論文中指出：「透過容閎，我們發現留學運動參與了亞裔美國的形塑。在這個橫跨太平洋的運動裏，與其說美國是移民的彼岸，還不如說它是離散知識分子主體性當中的一個特殊元素」(245)。面對離散經驗，幾位作者（張瓊惠、馮品佳、陳重仁）也都指出其結局未必得是流離失所或是離鄉背井的悲慘經驗，離散也可以成為救贖機會或是正面的意義。如張瓊惠分析《馨香與金箔》論文中指出：離散可以是「呈現另一種強調定位而非錯置、前進而非圈限、聯屬而非斷絕的離散經驗，不僅檢討傳統的離散意涵、也重新思考離散的正向可能」(153)。馮品佳在分析聶華苓小說《桑青與桃紅》的論文中也提到，對於離散漂泊的女性而言，桑青「體會到做為女性與『異者』的邊緣性」(192)，然而在桑青變成華裔美國人桃紅的過程之中，藉由在美國土地上四處流浪「創造一種『在地性』或是歸屬感」(196)，美國逐漸變成了她的國家。陳重仁的論文更進一步提出「創造性鄉愁」的概念：「鄉愁不只是離散情境中感傷憂懷的情緒宣洩，而也是寄望在離散的過程中，藉由個人的鄉愁連結至集體的文化記憶，並且在離散的過程中藉由鄉愁的牽引找尋出更具創造性的認同政治」(382)。這些論點皆試圖為華美「離散」經驗勾勒出正面的意涵。

    「落地生根」則是試圖在陌生的土地上建立新的家園，誠如馮品佳所言，「四處播散種子的寓意，固然展現一種隨遇而安、強韌堅毅的生命力量，隨之而來的問題則是『種子』是否能夠落地生根、乃至於開枝展葉的『成家』問題」(177)。由於離散漂泊往往帶著「流離失所」和「無家可歸」的創傷經驗，尤其在美國與白人強勢文化和種族歧視的社會氛圍之中，華裔美國人和其他弱勢族群「往往都有一段血淚交織、可歌可泣的民族記憶」(何文敬 98)，因此「鄉關何處」往往成為華美文學關切的一個重要議題。何文敬在討論徐忠雄小說《家鄉》的論文中指出，「他們無法接受宰制文化所分派的『模範弱勢族裔』形象，也不同意被視為無法同化的外國人；他們心中的家園，不是遙不可及的中國，而是他們從小即認識的新大陸」(96)。然而不管是「無家可歸」的痛苦或是「有家歸不得」的無奈，在異國土地上建立新的家園豈是談何容易之事，如同陳重仁所言：「離散的源頭是記憶的家鄉，卻因時空的抽離，家鄉的一切變得陌生；離散的盡頭是實質居住的新家鄉，無論多麼努力保持聯繫，新家鄉終究無法成為故鄉，無論是故鄉還是他鄉皆同為也皆非家鄉。家的意義注定在離散過程遭到改寫，在《落地》的故事中，家是亟欲逃脫的枷鎖，也是心靈回歸的寄託」(370)。這種介於「故鄉」和「他鄉」之間的「第三空間」也正是華美文學中獨特的「雙重視野」和「發聲位置」。

   「中國城」(Chinatown)即是華裔美人在美國建立的家園空間，而且所有的中國城皆位於市區之內，反映出華美社區發展是都市現象。在〈重繪城市：論『猴行者：其偽書』的族裔空間〉論文中，蘇榕援用傅柯的「異托邦」(heterotopia)概念，然而蘇榕認為傅柯的說法有其盲點：「儘管傅柯倡言解放意識形態，在二十一世紀重讀這個以殖民地為例的闡述，卻可以看出種族主義得以立足的根源——以自我為中心投射出的空間想像，排除了他者(Other)冒現的可能性。因此，殖民者的空間相對於原住民、後來的移民、徙居者，仍具相當的同質性而且指向自我」(125)。的確，在美國種族隔離(Jim Crow)的歷史脈絡之下，美國城市空間中所謂中國城的誕生，並非僅僅是華人互相扶持和建立安全感而選擇住在一起所形成的社區，事實上中國城恰恰是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產物，因為歧視和敵意讓他們無法在其他地方找到更舒適和更安全的居住空間。蘇榕也指出族裔空間形成的背後機制：「事實上，族裔空間背後的主要支柱——種族主義論述，正是這種特殊性(specificities)的具體表現，並成為西方社會某些團體維持統治優勢的運用機巧(tactics)」(127)。因此在美國歷史文化脈絡中，中國城成為一種「族裔飛地」(ethnic enclave)的特殊景觀，往往跟幫派、犯罪、疾病、骯髒等負面觀感連結在一起，或甚至在今天全球觀光產業發展之下成為觀光客觀賞的特殊景點。藉由閱讀湯婷婷的《猴行者：其偽書》中阿辛走出中國城並且企圖重建華裔美人的新社區，蘇榕認為此舉具有挑戰和鬆動「異托邦」權力結構和界線的可能性：「如此說來，阿辛既是行走的漫遊者，也是流動的參與者；他之遊走於城市，走出中國城，在某種程度上打破了空間配置和區隔的固定性，擾亂、鬆動、改寫、重組了傅柯式的異托邦」(141)。

    「入鄉隨俗」是華人傳統美德，形容在面對異鄉不同文化時，表示尊重、適應、和主動融入當地的風俗習慣。然而在面對美國價值的差異性和強勢的「同化政策」時，華人「入鄉隨俗」的選擇卻變成白人種族主義框架下「模範弱勢族裔」的刻板形象。如同何文敬在其論文中指出：「華裔和日裔是白人種族主義唯一成功的對象，因為他們容易受到『種族主義的愛』(“racist love”)的影響而內化「模範弱勢族裔」的形象。他們認為主流社會只能在種族定型(racial stereotype)的範疇內接納弱勢族裔，而弱勢族裔在擁抱該定型時無異於接受白人的價值標準，進而承認：由於自己不是白人所以永遠無法達到白人的標準(Chin and Chan 66-67)」(95)。李根芳也在其論文〈後殖民譯者或是文化導遊？：譚恩美作品解讀〉中指出：「無論是再現為極好或極壞的形象，基本上華人或華裔美國人都是被物化為他者，以鞏固建構西方自我的概念。即使到了1990年代，『模範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的標籤看似肯定亞裔美國人的勤奮努力、教育程度高、服從性與配合度高等特質；但骨子裏，這仍然是一個歧視的印記」(207)。因此「模範弱勢族裔」不僅暗示在美國白人主流價值之下所有差異性都可以被同化，也標榜華裔從「永遠的外國人」(perpetual foreigner)以及「黃禍」(Yellow Peril)的威脅逐漸演變成「榮譽白人」(honorary white)的過程。儘管華裔在異鄉奮鬥向上和「入鄉隨俗」在美國種族主義的脈絡下被解讀成一種「漂白」(a process of becoming white)的過程，但是這樣的「近白」(nearwhite)身分往往對華裔本身也造成一定程度的傷害，如同何文敬指出：「根據趙健秀和陳耀光的分析，接受同化的華裔美國人普遍自我輕視，其來源包括白人基督教義、過客的受辱情境、白人公開的種族歧視與法律上的種族歧視」(95)。

    「入鄉隨俗」也可以解讀成一種翻譯的過程，如同王智明在〈翻譯的生命：容閎、留學、跨國主體性〉論文中指出：「留學生的遷移不只要求他們適應新的生活，也在某些層面上要求他們更貼近家園。家人的牽絆與親情令他們在國外感受到失去的痛苦，就像在前往異國的途中丟失了重要的行李，或像在譯文中漏掉了些什麼。然而，在這個失去與改變的旅途上，留學生也得到了離散知識分子的新身分與主體位置。就像翻譯一樣，離散主體帶著過去的故事，企圖在另一個語言中譯寫完美的『來生』。但是，當文化環境改變了，他們也必須重新理解『原文』，賦予它新的意義，乃至於命名那些新接受的習慣與風俗」(249)。藉由分析容閎的自傳《西學東漸記》(My Life in China andAmerica)，王智明的見解反映出「入鄉隨俗」其實是一種理想化的狀況，其結果大多是在兩種文化之間變成格格不入的「異鄉人」：「翻譯暗示了『亞／美』主體形成的最初時刻，而這個形成既內在於亞洲國族的殖民現代性脈絡裏，又被民族國家的象徵秩序所壓抑。被翻譯的生命無奈地成為被拒絕的生命。於是，容閎只能既是中國人又是美國人，同時又被認為不夠中國化與美國化。代表他一生努力的教育／翻譯事業與離散經驗，竟是他在太平洋兩岸被邊緣化的原因」(260)。

    李根芳的論文〈後殖民譯者或是文化導遊？：譚恩美作品解讀〉則援用「後殖民譯者」和「文化導遊」的概念來討論譚恩美的作品：「我所定義的後殖民譯者，對語言及文化不平等發展十分敏銳，質疑主流單一的經典文學價值霸權。他們很有自覺，避免落入將少數族裔的語言文化刻板印象化，以討好主流價值的作法，對於自身作品所處理的跨文化議題採取更批判、更自我反思的立場」；另一方面，「文化導遊則是自我東方化自身族裔特性的作家，向主流讀者兜售異國風情。為了討好主流市場，導遊刻意凸顯誇大異國風情與奇風異俗，使大都會讀者得以消費文化他者性，在這個『物化的過程裏，將『非西方』世界的文學／文化變成可以販賣的異國風物件』(Huggan 10)」(208)。儘管譚恩美的作品時常被認為遊走在「後殖民譯者」和「文化導遊」兩者之間的曖昧邊緣，李根芳認為：「譚恩美的成功被稱之為『糖姊妹現象』，便揭露了與主流文化共謀、甚且成為文化買辦的危險。我認為譚恩美的作品凸顯了翻譯是改變與協商的重要場域，特別是她利用各種不同的語言挪用策略，將模稜兩可、矛盾曖昧帶進她的敘事之中，彰顯了一種意義的游移不定。她的文本邀請讀者，尤其是非中文母語的讀者，更積極地介入以閱讀為翻譯的過程，甚至可以將他們對華裔美國脈絡的理解帶到文本之外」(228)。

  「飲水思源」則攸關「記憶」的問題，描述藉由「記憶」回顧過去的歷史事件和緬懷感恩前人的付出和耕耘。在華裔美國文學中，「記憶」則常被用來重新建構那些被遺忘的過去或被抹去的歷史，如同李有成在分析趙健秀作品《唐老亞》的論文中指出：「從後殖民的立場回顧，被殖民的經驗中種種被噤聲、壓制、湮滅但卻以不同形式的敘事殘存於人民記憶中的『過去』，不正是殖民歷史進程中隨處可見的『縫隙、斷裂與非延續性』嗎？」(44)。在《唐老亞》一書中，趙健秀藉由主角唐老亞的夢境重新建構「英雄主義式」的歷史，重拾華裔男性在興建鐵路時展現的「雄風」，藉以對抗華裔男性在美國白人強勢文化下「被去勢」的焦慮。李有成指出：「《唐老亞》畢竟是一部致力於恩古基(Ngữgĩwa Thiong’o)所謂的去除被殖民心靈(decolonizingthe mind)的文本，也是一部質疑與擯斥種族刻板印象的邏輯，並部署差異政治作為文化抗爭場域的弱勢族裔文本與後殖民文本；趙健秀的整個計畫大抵是以其記憶政治為基礎，企圖喚起華裔美國人的集體記憶，在找回與重述華裔美國人有意無意間被塗滅或被消音的過去之餘，同時揭露美國歷史——支配階級所認可的歷史——進程中隨處可見的『縫隙、斷裂與非延續性』。從弱勢族裔論述立場來看，《唐老亞》無疑是晚近書寫／矯正(writing/righting)美國歷史文化的大計畫的一部分」(56)。

    何文敬也在分析徐忠雄作品《家鄉》的論文中提出類似的觀點：「《家鄉》顯然係後殖民文本，蓋作者在再現任士福的華美自我時，巧妙運用『卡力班辯證法』，一方面顛覆美國的東方主義論述，一方面重建華裔美國傳統。作者企圖建立的華美傳統固然充滿英雄主義的色彩，卻也交織著孤兒般的辛酸血淚。徐忠雄筆下的孤兒任士福，雖然不懂祖先的語言，也沒有見過他們所留下的文件，卻時常夢到他們；他透過這種惡夢不斷的獨特經驗，銘刻先人在美國留下的軌跡，進而建構其華美自我」(87)。另外單德興在其論文〈創傷‧攝影‧詩作：析論林永得的《南京大屠殺詩抄》〉中也指出詩人創作以記憶對抗遺忘：「面對昔日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暴行，以及今日日本官方的無恥漠視，詩人單人隻筆一字一行以書寫對抗抹煞，以記憶對抗遺忘」(314)。有趣的是，在陳重仁討論哈金作品《落地》的論文中，「記憶」卻變成書中角色亟欲擺脫過去的負擔：「基本上《落地》中的離鄉背井全都是出於自願，過去的文化記憶依舊保有影響，卻在移民融入新世界的過程成了亟欲擺脫的舊傳統，任何與中國相關的事物，例如強調孝順、敬老、責任、犧牲、奉獻、壓抑的價值，在小說中常被視為落伍迂腐的舊傳統，記憶不再是重建身分的依據，而是融入美國新身分的最大限制」(392)。

    「性別」也是《華美的饗宴》一書中幾篇論文關切的重要議題。單德興在其論文〈創傷‧攝影‧詩作：析論林永得的『南京大屠殺詩抄』〉分析林永得的詩作並指出侵華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時針對女性的諸多暴行與傷害：「在諸多暴行中，最令人震驚且痛心的就是對女性的多重傷害與侮辱。在有關南京大屠殺的許多著作中，以“The Rape of Nanking”來形容此慘案便是訴諸性別化、甚至性侵害的呈現方式，這一方面因為受害者的相對弱勢，另一方面則因為受害者中有數以萬計的女性」(344)。馮品佳在分析聶華苓《桑青與桃紅》的論文中也針對跨國離散女性的主體建構提出看法：「藉由重複使用懸置空間的意象，聶華苓凸顯出女性在歷史的邊緣地位，因為從這個中閾性空間中最後冒現的是桑青變成的桃紅。如此強調女性的邊緣與中閾性不但可以批判標準（男性）版本的國族論述，也可以使得女性的聲音成為歷史與地理論述的新起源」(192)。陳福仁則在其論文〈任璧蓮『愛妻』中的「對位缺口」：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女性間的假想關係〉中指出：「第三世界女性主義者率先挑戰女人被劃分成一種無差異的類別，並質疑『普世姐妹情誼』的概念，或是『把女性解放設置於一全然跨越國界的框架』。『姐妹情誼』的發揚立基於一種超脫歷史、國家、種族、族群與階級的女性本質」(302)。因此陳福仁也呼應任璧蓮所倡導的身分認同的流動性問題：「為跳脫二元對立的關係，任璧蓮提倡一種後現代的身分認同模式，不再有一致或根本的身分，身分之間變得可以隨時移轉或流動，在偶發的身分認同與暫時性的身分體現間流轉。在許多接受訪談的場合，任璧蓮倡導流動的身分認同，其反本質主義的信念在她的諸多創作裏顯然可見」(303)。除此之外，張小虹在其論文〈東方服飾：『蝴蝶君』的文化／性慾／劇場含混〉中藉由討論黃哲倫劇中的「扮裝」譬喻並企圖在女性主義性別政治、後殖民論述、與解構主義理論三種方法論之間開創閱讀空間。張小虹指出《蝴蝶君》雖然成功將「政治情慾化」，但卻未將「情慾政治化」：「更重要的是，這種以瞹昧矛盾的手法處理高利馬性傾向的方式，維持鞏固了《蝴蝶君》中東／西及男／女等性帝國主義的平行對比，只因該劇將帝國主義性別化的過程，主要都是經由異性戀的前提加以運作。另一方面，本劇對換裝與同性戀之間的明顯關聯絕口不提，也錯失了深入探討異性戀的強制機制與同性戀恐懼等社會體制的機會」(76)。

   《華美的饗宴》一書呈現台灣學者過去將近三十年來付出的研究心血，不僅獲得豐碩的成果，也為台灣學者介入華美研究不斷發掘新的發言位置，並且奠定台灣本土的研究特色。回顧過去，展望未來，閱讀《華美的饗宴》不僅讓筆者學習到台灣華美研究的發展進程和每篇論文各自豐富多元的議題關懷，也讓筆者連結到這十年在美國讀書期間對於華美文學發展的一些觀察。因此，筆者在此提供三點觀察僅供參考，並且期待日後學者能夠繼往開來開創新的「菜色」，犒賞學院內外的所有讀者。第一點觀察是關於「跨國認養」的文學作品和議題的崛起與重視，尤其在美國這十年來，越來越多的被領養小孩本身長大成人後出版的「尋根／屬性回憶錄」。陳福仁在討論任璧蓮《愛妻》的論文即觸及到這個「跨國認養」問題，此外王智明也指出：「跨國領養也因為亞洲小孩被美國人領養的數量增加，成為亞美文學中益發重要的次領域」(279)。第二點觀察是關於「多重身分」(hybridity/multiplicity)的問題，也就是複雜的跨國而且跨種族主體性的建構和流動，例如在美國的印度人／裔和華人／裔的「混血」身分屬性，甚至「華美」本身即涵蓋某種程度的複雜性，例如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與後代，或是來自台灣、香港、新加坡、馬來西亞、澳大利亞或其他國家的華人移民與後代。這些來自亞洲不同地區的華人，他們的美國經驗和對於亞洲的「想像」的複雜性值得進一步探討，例如這幾年在美國出版的幾本「台美」小說，關注的議題也著重在白色恐怖或台灣歷史。第三點觀察是「華美大眾文學和文化」的興起，其一是從九○年代末期至兩千年之後蓬勃發展的犯罪和偵探小說，例如台美作家林景南(Ed Lin)的華美警探「周‧羅伯特」(Robert Chow)系列小說、張亨利(Henry Chang)的警探「余傑克」(Jack Yu)系列小說等。其二是華美科幻小說的崛起和發展，例如2016年改編成電影《異星入境》(Arrival)的原著故事〈妳一生的預言〉(“Story of Your Life”)即來自姜峯楠(Ted Chiang)在2002年出版的同名短篇故事集《妳一生的預言》(Stories of Your Lifeand Others)，另外還有劉宇昆(Ken Liu)在2016年出版的《摺紙動物園》(The Paper Menagerie and OtherStories)等，這兩位新興華美作家皆在美國科幻小說界獲獎無數。此外，其三是這幾年在美國關於華美／亞美經驗的電視劇和電影也受到相當大的關注，例如皆是改編自原著作品的電視劇《菜鳥新移民》(Fresh Off the Boat)，從2015年開播至今，還有今年熱門話題的電影《瘋狂亞洲富豪》(Crazy Rich Asians)。

   如今美國進入川普(Donald Trump)時代，美國國內政治對立加劇和排外氛圍高漲，報章媒體和社論留言屢見對於非法移民和來美旅遊生子等議題的激烈辯論，所以在這堵高牆再起之際，關於移民的各種議題顯得十分重要。今年2018年底於美國期中選舉之前，川普再度放話他將運用行政命令的權力終止「在美國出生並且服從美國法律即美國公民」的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儘管此舉必定會在美國聯邦法院受到「違憲」的指控和挑戰，但歷史上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身為南北戰爭後的產物，不僅在當時給予解放後奴隸公民的身分，也是今天美國定義「公民」身分的憲法依據。有趣的是，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在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重要也是最具里程碑的一次判例卻也跟華裔美國人相關，那就是1898年的「黃金德案」(United States v. Wong Kim Ark)。在當時《排華法案》的情況之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仍然判決在美國出生的黃金德為美國公民，即使其父母為外國人也不例外，此判決因此成為奠定美國公民身分屬地主義非常重要的一次判決先例。回顧這段歷史，我們會發現早期華裔美國人跟美國的關係並非只有參與興建鐵路或挖礦掏金，也並非如「模範弱勢族裔」形象完全配合白人同化政策，而是運用美國的司法系統進行反抗並且爭取民權和正義。「黃金德案」證明了華裔美國人更加深刻緊密地和美國歷史社會連結在一起，以至於影響到今天的美國。因此《華美的饗宴》一書中不單是呈現台灣十一位學者過去研究的心血和成果，也蘊含未來發展的各種可能性，且讓我們期待下一場華麗豐美的「華美盛宴」。

書評3

歧路看華美　曲徑品饗宴：單德興《華美的饗宴：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書評

李翠玉    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

        單德興主編的《華美的饗宴：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不只綰轂臺灣自九０年代以降枝葉繁茂的華美文學研究，集國內華美研究重要學術論文之大成，探討主題包含記憶、離散、認同/認據、異/己、創傷、跨國/跨界、親緣與文化翻譯等面向，富饒多音、閎中肆外，誠然是近年來最具代表性之華美文學研究選集。難能可貴的是，單德興所剖陳臺灣學界在華美文學研究之「中介」角色（既「中間」又「介入」，又居於優勢批判利基之「第三位置」），在此時正值中美貿易保護主義熱對壘、強權角力冷對峙的時代氛圍下，重讀此書，重溫逾一百五十餘年「華」（華人、華語文）與美國文化間的相互影響脈絡，更具時代意義，更令人玩味，也更具提供振聾啟聵之省思迴路。

        單德興在導論中開宗明義地指出「正名」是華美文學研究首要面對的問題。針對 “Chinese AmericanLiterature”的中譯，從早期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三次研討會及北京外國語大學吳冰創設之研究中心所使用之「華裔美國文學」，到中國大陸學界使用之「美國華裔文學」或「美國華人文學」，乃至於史書美以語言為基礎之華文文學（Sinophone literature）之倡議，再再說明此領域指涉及詮釋的多種可能，其中文命名因文化關注（cultural stakes）、發言位置和建制脈絡之不同，而有完全不同的詮釋和意涵。單德興主張採用「華美文學」一詞，「有意綜合族裔與語文，模糊化『華』與『美』，降低彼此之間的拉扯，使其更具包容性。此外，美國華人一個多紀以來，不論英文或華文創作都有相當華麗豐美的成果，以『華美』相稱亦不為過」(17)。除了命名外，更再再說明華美文學從早期被視為美國文學之一支，其發展進路相當於美國黑人文學、美國猶太文學等少數族裔研究，深受美國60年代民權主義運動影響；或在華人社會中被視為華人播徒、海外華僑流放離散之文學生產。這兩種初始定義隨著時間推移，已不斷在翻新拓延，也不斷吸納更多去本質化、反霸權及抵殖民之抗拒政治動能，如連字號（hyphenation）或去連字號(de-hypenation)之倡議；1990 年代以後，華美與亞美研究呈現跨國轉向，轉而關注亞際(Inter-Asia)、跨太平洋歷史經驗連結。華美與亞美研究的論述策略從早期的強調差異，認據美國(claiming America;黃秀玲Cynthia S. L. Wong譯詞)，到反本質主義、反美國文化霸權的他者之(去)主體想像。泛亞族群學者，如以《同情者》（The Sympathizer）獲普立茲獎之越美作家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所著Race and Resistance: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Asian America主張在政治取向採取「抗拒」或對抗之策略(oppositionalstrategy)。 2000 年後亞美研究又與晚近情感政治與生命政治對倫理問題之關注緊密相扣，例如，伍德堯及韓信熙（David L. Eng andShinhee Han）聚焦討論華美、亞非族群之文化及心理憂鬱狀態。近年來華美/亞美學者所強調之政治、倫理或情感之跨國轉向，使得華美文學之文化標記在創造性的模糊下有更多論述樣態和批判力道。

                就美國華人歷史而言，美國華人就是一部血淚斑斑之移民和現代化歷史，早自十九世紀中葉起，中國積弱不振、國力式微，外有國際列強蠶食進逼，內有太平天國之亂，民生淍敝，一波波閩粵沿海地區居民大發「淘金夢」，前仆後繼地前往美洲新大陸、澳洲、東南亞等地謀生，形成巨大且複雜的人口移動網路。包括加勒比海地區引進俗稱「苦力」華人及印度契約勞工，作為黑奴解放之替代人力。十九世紀中葉後，美國、加拿大標舉國家現代化工程建設，大量引進華人興築太平洋鐵路或擔任礦工，使一批批閩粵居民上「豬玀船」被帶往新大陸充當契約勞工苦力。早期一心嚮往金山一夜致富的華人，常被視為不速之客(the uninvited)或黃禍(yellow peril)，屢遭排擠，如華人達三萬五千人之多的美國加州於一八五Ｏ年代即通過人頭稅法案，明文限制華人工作權，購地權，華人只被默許從事「女人的工作」，如洗衣，餐館，及家庭僕役等(Chen 197)。太平洋鐵路峻工後，西部土地由鐵路公司籠斷控制，地價高漲，西進白人求職無門，牽怒華工，1882年更通過排華法案(Exclusion Act)，禁止華工入境美國（Chen 215）。1949年，共黨取得大陸政權，大批知識分子、留學生、商人自中國大陸湧向香港及歐美澳等地求學並定居。時序進入廿一世紀，華人隨著全球化浪潮開枝散葉，在全世界各個角落流動。睽諸一百五十年來的華人離散史，不同世代之華人離散動機容或不一，在面對文化移植與認同問題上大致得以堅忍毅力迎接新環境挑戰，面對「在西方，卻非西方」(in the West, but notWest)的困窘，堅持傳遞文化及族裔經驗。

                就世界文明而言，廿世紀的幾場戰役重新定義歐美和亞洲之權力關係，包括二次世界大戰、太平洋戰爭、韓戰、越戰、加勒比海英屬殖民地獨立等等，造成亞裔大量移民之移動，隨著全球化浪潮下各種文化互動之緊密，單德興主編華美文學研究論文集之出版，所顯現之繁雜性與包容性，益發印證駱里山（Lisa Lowe）所稱，複雜的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等帝國文化親密現象。

                  再者，臺灣在華美文學研究建制史確實佔據關鍵性之地位。筆者於1994-1996年間赴美修讀比較文學，記得當時中國大陸留學生雖然已開始日增，仍居少數，與臺灣留學生人數大抵相當，時隔20年，當時的景像與現在美國大學滿坑滿谷、成千上萬的中國交換學生、留學生不可同日而語。以筆者所在的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該校位處美國中西部，英語系及比較文學課程中，似乎並無太多「華美」或「亞美」的讀本，反倒是回臺後，從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的研討會才一窺華美文學或亞美文學之堂奧。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在引介與引領華美文學研究上向居國內龍頭地位。單德興以「培元固本」及「拓外惠中」兩階段形容臺灣推動華美/亞美文學之階段，除了在學術建制上吸引為數外文學門學者及學生關注及參與此領域，臺灣學術界在冷戰時期與美國關係密不可分，美國文學與文化在外文學門成為顯學自不在話下。但誠如單德興所強調，自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乃至1987年解嚴後，臺灣進入百家爭鳴之眾聲喧嘩年代，對本土及邊緣弱勢之關懷與華美文學研究中歷史與族裔意識之提昇訴求高度契合，終究使得華美文學研究在臺灣落地生根，綻開瑰麗的花朵。更難得的是，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在李有成、單德興、何文敬、馮品佳、紀元文等學者蓽路藍縷、戮力耕耘下群策群力，透過連年舉辦研討會，召集研究團隊，編撰論文集，與海內外學術社群連結等具體行動中凝聚論述焦點，試圖建立本土之理論架構及詮釋視角，此本論文集亦適時呈現近四分之一世紀以來，臺灣之本土觀點對世界華美文學研究之回應，睽諸此學門之豐碩果實，的確是場「華美的」饗宴，而饗宴之後，想必更能展開新世紀行旅，探訪更華美之歧路花園。

引用書目

Chen, Chin-yu (陳靜瑜). “A Century of ChineseDiscrimination and Exclu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65.”《興大歷史學報》，第3期(1993年4月)，頁187-215。

Eng, David L., and Shinhee Han. “A Dialogueon Racial Melancholia.” Loss: The Politics of Mourning. Ed. David L. Eng andDavid Kazanjian.　Berkeley: Uof California P, 2003. 343-71.

Lowe, Lisa. “The Intimacies of FourContinents.” Haunted by Empire: Geographies of Intimacy in North AmericanHistory. Ed. Ann Laura Stoler. Durham: Duke UP, 2006. 191-212.

Nguyen, Viet Thanh. Race and Resistance:Literature and Politics in Asian America. Oxford: Oxford UP, 2002.

---. The Sympathizer. New York: Grove, 2015. KindleEdition. E-Book.

        1960年代臺灣處於冷戰與白色恐怖的戒嚴時期，執政當局面對詭譎多變的國際局勢以及中共「血洗臺灣」的威脅，致力維持內部的團結穩定，消弭異己與任何危及其統治的思想言論。中華民國政府以政治正統與文化道統自居，在美國的卵翼下，以「自由中國」自許（相對於中共極權統治下的「紅色中國」），延續大中華「五族共和」的意識形態，強調族群融合，為了「避免敵人分化」，對於族群身分與本土意識頗為壓抑。隨著國際情勢惡化，本土關懷逐漸提升，相關的文學與藝術日益增長，與原本黨國體制下的主流意識形態漸行漸遠，1970年代的鄉土文學論戰就是藝文界最明顯的例證。由於經濟與民生的改善，自由與民主的訴求益發殷切，施行多年的戒嚴令終於在1987年廢除，臺灣正式進入了自由開放、眾聲喧嘩的年代，對於不同族裔與社群的歷史、現況與未來也都有了更深入的體認與確切的期盼。這種時代精神有助於提升族裔意識以及相關文學的探討。

              就華美文學在臺灣的引介與傳布，可以觀察到兩個方向：㈠ 比較早期是個別學者的引介，結合報章雜誌與出版社等傳媒，發揮了篳路藍縷的開創之功，以及廣為傳揚的普及之效；㈡ 就系統化推動而言，一般公認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在華美∕亞美文學研究的建制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中研院歐美所的相關會議與論文集始於1990年代前半，但其實在那之前已陸續出現一些引介、論述與翻譯。猶記得業師朱立民教授多年前曾向我提到，湯亭亭的《女勇士》(Maxine Hong Kingston, TheWoman Warrior: 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 1976)名噪一時，他曾特地找來一讀，足見1970年代臺灣學界已注意到華美文學，只是尚未投入研究。

           若要談論臺灣的華美文學研究建制史的「前傳」，開風氣之先的當為在美國的華籍學者與美國出生的華美人士，其中最熱心投入且成績斐然的是劉紹銘(Joseph S. M. Lau)。劉紹銘當時是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的文學教授，生於香港，就讀臺灣大學外文系時受教於夏濟安，與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等人創辦《現代文學》，在臺灣的媒體與文學界擁有豐沛的人脈，就族裔、語言、文化、處境各方面都與華美文學高度契合。當時適值臺灣報業副刊的黃金時代，各主編努力向海外學人邀稿，而劉紹銘早已是《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兩大報副刊的常客，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下，陸續翻譯、評介並撰寫學術論文，出版了《唐人街的小說世界》(1981)、《渺渺唐山》(1983)及數篇英文論文，允為華美文學在臺灣最積極、有系統的開拓者。[1] 此外，為了回應鄉土文藝的訴求，《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大力提倡報導文學，將其納入時報文學獎獎項，刊登得獎作品，出版相關書籍。他以「高上秦」之名主編《現實的邊緣》第一輯(1975)，以「域外篇」為首，之後為「離島篇」與「本土篇」，而「域外篇」的第一篇便是來自舊金山的第二代華美人士譚雅倫(Marlon K. Hom)的〈天涯路〉(3-24)，其餘三篇中，漢寶德的〈榮埠？華埠？〉(27-38)與李歐梵的〈美國的中國城〉(39-50)雖未必與華美文學直接相關，卻也間接提供若干背景資料。此二實例說明1980年代的臺灣文壇已留意到華美文學與相關背景，並藉由大眾媒體、學術期刊、出版社等不同管道，在學術、創作與翻譯等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引介，讓華文世界的讀者不致自外於與自己族裔相關的美國新興文學現象。

                在相似的脈絡下，學者詩人張錯（本名張振翱）也為美中雙源匯流提供了另一個有力的例證。出身港澳的張錯，早年就讀政治大學西洋語文學系時便涉足臺灣文壇，並與該校中文系助教尉天驄相熟。視臺灣為文化根源的張錯赴美留學後，仍與臺灣文壇保持高度聯繫，經常於報章雜誌發表作品與翻譯，也不時返臺向尉天驄等人「取經」，以了解臺灣文壇近況。張錯任教於南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當地風氣開放，華人眾多，族裔研究蓬勃，因此他對美國華人的歷史與遭遇不僅心領神會，而且置身其中。值得一提的是，他是經由任教於中文系且具有強烈鄉土意識的尉天驄介紹，留意到晚清的美國華工文學，開拓其研究視野並重建歷史聯結。在他看來，華工文學對於現實的重視與臺灣鄉土文學如出一轍。抱著尋根之心，他多方查閱中英文史料與文學作品，實地踏察加州華人遺跡，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發表「黃金淚」系列文章，訴說華人在美國的歷史，受到的種種歧視，以及奮力謀生的歷程，之後集結為《黃金淚》於港、臺、大陸出版。由於此類「史料性的文學特寫」無法充分表達與宣洩心中的塊壘，身為詩人的他進而撰寫一些以美國華人為主題的詩作，其代表作〈浮遊地獄篇〉長逾四百行，取材自真實事件（1871年華工搭乘「豬仔船」遠赴重洋途中遭遇火劫並導致五百人喪命的慘劇）。此詩以精湛的技巧與深切的歷史意識，獲得1982年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獎之敘事詩首獎。總之，張錯以美國華人學者詩人的身分，既以系列文章追溯並報導美國華人歷史，並以前人移民做為創作素材，成就自己的詩藝，為華美歷史與文學增添新作。他的系列文章與詩作顯示了美國族裔研究、海外華人研究、華美文學、晚清歷史與華工文學、臺灣文學與文化、甚至晚近的華語語系研究(Sinophone Studies)之間可能存在的錯綜複雜關係，拓展了我們思維的面向。[2]